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粉碎“四人帮”后惟一自杀的部长——于会泳  

2013-09-23 13:00:10|  分类: 名人专辑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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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本文转自叽哩咕噜的博客  《粉碎“四人帮”后惟一自杀的部长》   重新排版  

粉碎“四人帮”后惟一自杀的部长 - 坚强的人 - 坚强的人 博客

    江青和时任文化部长的于会泳在大寨

  于会泳文革中的“戏剧”人生在“文革”期间,出现了许多非正常提拔的政坛“新贵”,其中上海尤为突出。如王洪文由一名保卫干部跃升为中共中央副主席,徐景贤由一名普通的机关干部提拔为上海市委书记,而于会泳则由一名普通的音乐教师,窜升到了中央委员、文化部部长的高位。然而升得快,跌得也快。当“文革”结束之后,对于前途失望的于会泳,以自杀的方式,结束了他的“戏剧”人生。

 早年的“革命”生涯

1925年6月,于会泳出生于山东乳山县西泓于家村。于会泳自幼喜好文艺,1946年9月,在乳山老家已经当了5年小学教师的他受当时革命潮流影响,瞒着母亲从家中偷偷跑了出来。整整步行了三天后,于会泳赶到莱阳县,参加了革命文艺队伍胶东文化协会文艺工作团。那时国共两党内战正酣,双方经常展开拉锯战,形势十分危险,因此队伍经常处于颠沛流动中。这期间,他谱写了一些歌曲,写了一些演唱材料,还征集当地民歌小调,整理出版了《胶东民歌集》。 

  1947年9月,为了应对国民党军队的进攻,中共前敌指挥部决定,给每个团员分发了一大包东西,其中包括一件毛料的衣服、几块呢子衣料、一包毛线、几罐奶粉和一些食品。于会泳是孝子,他以前从未见到过这么丰厚的东西,拿到这包东西后,不禁想到了家乡孤苦守寡的母亲。因为分发的东西不便于行军携带,于会泳所在的那个小队决定:找个僻静干燥的地方,各人分头将自己的东西暂时埋藏起来,以便将来寻找。就在即将把这包东西埋入坑内的时候,于会泳拿出自己的一张照片写上了自己老家的地址,又取出一张纸,按当时瓦解蒋军的标语口号中惯用的称呼写下了一张纸条: 

  “蒋军兄弟:你们见到这些东西时,我可能已经与世长辞了。我家里只有一位年迈的老母亲,你们如果还有点人心的话,请把这些东西寄到我的家里,我在九泉之下也将感激不尽。即使把我的东西拿去也不要紧,但要把我的照片寄给我的母亲留作纪念(照片后写有我家的住址)。”不凑巧的是,这张字条被指导员张显发现并没收了。因为当时战事紧张,指导员没有吭声。但是,到了12月胶东战役胜利结束后,于会泳所写的那张字条就被送到了胶东文化协会会长马少波面前。马少波对于会泳进行了批斗,然后进行了隔离审查。于会泳写字条作为“是对敌人的仁慈幻想,是他未改造好的小资产阶级情调和右倾思想的一次大暴露,也是一种对敌人摇尾乞怜、带有明显变节投降性质的行为”,受到了严肃的批评。马少波主张给予于会泳政治处分,但是新来的文工团政治指导员张波认为重在教育,可以免于处分,最后将于会泳调离文工团,调到协会办的《胶东文艺》编辑部工作。1948年春,在“三查三整”之后,表现积极的于会泳逐渐赢得了大家的信任,最后重新调回了文工团。 
        在上海音乐学院的平静生活 

  1949年9月,于会泳被胶东文工团选送到国立音乐学院上海分院音乐教育专修班,进行为其一年的学习。于会泳兴奋异常,入学后表现积极。有点音乐天赋的他所唱的民歌,引起了院长贺绿汀的注意。1949年11月,中共胶东文工团党支部经过讨论,发展于会泳等人入党。1950年7月,于会泳结束了音乐教育专修班的学习,被留在了已更名的中央音乐学院上海分院(后改名上海音乐学院)音工团搞创作。1952年至1962年,于会泳任上海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研究室研究员,后改任民乐系教员。1964年6月,他升任上海音乐学院民乐系、理论系副主任。 

 在音乐学院,于会泳教的课颇受学生的欢迎。新开始的民族音乐课不好上,其他的老师上课被学生评价为“没学问”,而于会泳的课却给学生以深刻的影响。别的老师都是放唱片让学生学唱,而于会泳则是自己示范唱让学生学唱,被学生誉为“又说又练的真把式”。 

  在上海音乐学院期间,于会泳研究了民歌、曲艺、京剧、地方戏及西方古典音乐之间的区别与联系,业务水平大有长进。他编写出版了《山东大鼓》,与人合编了《胶东民间歌曲》专集。他下乡采风时改编过几首民歌,例如《不唱山歌心不爽》、《幸福花儿遍地香》等歌曲。他谱写和出版的《女社员之歌》等歌曲和有关音乐方面的著作都别具一格。后来,他被抽调到上海京剧院为现代京剧《海港》等剧目谱曲。他在现代京剧音乐的处理上,采用西方乐器演奏京剧曲调,尤其是在唱腔设计方面,既不离京剧正宗,又有新的发展。在民族民间音乐的研究上,于会泳取得了一些成绩,他1963年出版的《民族民间音乐腔词关系研究》专著,奠定了其在中国民族民间音乐中的地位。 

  在学院工作期间,经同事介绍,于会泳认识了学院音工团的年轻女演员任珂,逐渐产生了感情。1953年秋,于会泳和任珂结婚。在生活安定了之后,于会泳把母亲从山东老家接到上海居住。任珂的弟弟妹妹考上大学后,作为大姐的任珂负担着他们的生活费,于会泳一家的日子过得也比较拮据。生活虽然清贫,但是工作顺利的于会泳,却保持着愉快的精神。 

    “文革”初期受江青的重视 

  1965年初,江青来到上海抓京剧革命。她把参加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获得好评的《红灯记》调来演出,为此上海的报纸发表了各种评论文章。1965年春,于会泳在《文汇报》上发表了《从〈红灯记〉谈开去——戏曲音乐必须为塑造英雄形象服务》的文章。于会泳认为,京剧假如要演革命现代戏的话,必须对原来的京剧音乐、唱腔作重大改革,老腔老调已不能适应现代戏的内容。于会泳建议,每一出京剧现代戏都要为它设计出整套的唱腔,使成套的唱腔可以广泛地流传。 

  江青看了于会泳的文章后非常赞赏,因为于会泳的建议与江青的一贯主张非常合拍。江青马上对张春桥说:“去了解了解,这是什么人?”张春桥虽然长期在上海主持文艺工作,但也不知道于会泳这个人。江青突然发现了人才,张春桥自然不敢怠慢。江青了解到于会泳是老区来的,又是文工队出身,就马上在锦江小礼堂接见了于会泳,并当场称赞他,说他的文章写到点子上。江青还对张春桥说,今后在搞革命现代戏的过程中要重用他。

  根据江青的旨意,张春桥安排于会泳担任上海京剧院重点剧目《海港》、《智取威虎山》剧组的音乐设计组组长。此后,于会泳成了江青和张春桥的智囊。于会泳先在《海港》剧组担任作曲,了解到江青最欣赏四大名旦中程砚秋的唱腔,所以在为《海港》女主角方海珍设计唱腔的时候,充分发挥了程派唱腔委婉深沉的特点。戏中方海珍唱“忠于人民忠于党”这一段时,抑扬顿挫,发挥得淋漓尽致,特别是“有多少烈士的血渗透了这码头的土地”这一句,荡气回肠。于会泳把录音送给江青。江青听后非常欣赏,大加赞扬。 

  于会泳在江青心中的砝码日益加重,后来又把他调到现代京剧《智取威虎山》剧组,对全剧音乐进行艺术加工。于会泳在进行唱腔设计的时候,摸清了江青的爱好,尽力讨好江青。于会泳把传统京剧的韵味和西洋作曲的技法糅合起来,例如“打虎上山”这段,他把京剧锣鼓的点子与铜管乐器中浑厚的圆号交织在一起,把杨子荣上山扬鞭策马、风雪怒吼的场面表现得非常逼真,在音乐界受到好评。 

  1966年国庆节,《智取威虎山》首次得到江青的批准,到北京演出。江青还提名于会泳乘飞机去。到北京后,江青派秘书用轿车接他到剧场,让他坐在自己身边一起看演出,看完演出以后,让于会泳陪同一起上台接见演员,使他受宠若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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